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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巴达国王纳比德[1],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,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;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,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;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,这就不够了。对于我的这条见解,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:“以人民为基础,譬如筑室于泥沙”来进行反驳。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,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,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同罗马的格拉奇[2]和佛罗伦萨的乔治·斯卡利[3]的遭遇一样,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。但是,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,而且他能够指挥,是一个勇敢的人,处逆境而不沮丧,不忽视其他的准备,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,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,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。现在从上述的头一种品质开始谈起。我说,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;可是,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,它就损害你了;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,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。所以,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,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,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。到了最后,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,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,横征暴敛,只要能够获得金钱,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,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,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。结果是,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,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数人,所以他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,不论发生什么危险,他将先受其害。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,他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。所以,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,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,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,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他人。因此,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争,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。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这两场战争,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。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“享受时间的恩惠吧”[10]这句话,而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。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:它可能带来好事,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;而带来坏事,同时也带来好事。宝马娱乐官方网站假如汉尼拔只有其他的能力,那确是不够的,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奇比奥[5]的事例中看到。西奇比奥不仅在他那个时代而且在全部史纪上都是一位罕有的人物;可是他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他,其原因不是别的,而只是由于他太仁慈了。他让自己的士兵享有同军纪不相容的更大的自由。为此,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奥。马西莫的弹劾;被称作罗马军队的败坏者。

宝马娱乐官方网站[3]“州”(“sangiaccati”)来自土耳其语“旗”(“sangiaq”),是土耳其行政区域,类似现代的省分,此名称沿用至1921年。[14]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,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,至1496年完全失败;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。[2]格尔夫(Guelfe)和吉伯林(Ghibelline),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纪意大利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。格尔夫党一般支持教会,此派以佛罗伦萨、波洛尼亚和米兰为代表;吉伯林派与前者对立,在意大利北部(包括皮萨、韦罗纳等地),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。最后,其斗争沦落成为单纯的宗派性的斗争。

[21]皮奥姆比诺(Piombino)的统治者是贾科莫·德·阿皮亚诺(Giacomod'Appiano),雇佣军队长。我觉得,列举那些继承罗马帝国帝位的皇帝们,上起哲学家马尔科[7]下至马西米诺[8]为例就足够了。这些皇帝包括马尔科、他的儿子科姆莫多[9]、佩尔蒂纳切[10]、尤利亚诺[11]、塞韦罗[12]、其子安托尼诺·卡拉卡拉[13]、马克里诺[14]、埃利奥加巴洛[15]、亚历山大[16]和马西米诺。这样一来,当你占领这个国家领土的时候,所有受到你损害的人们都变成你的敌人了;而且你又不能够继续保持那些帮助你取得那里统治权的朋友们,因为你既不能够依照他们的期望给以满足;你又不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他们,因为你感到对他们负有恩义;还因为一个人纵使在武力上十分强大,可是在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,总是需要获得那个地方的人民的好感的。由于这些理由,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占领米兰甚速,而丧失米兰亦甚速,而且头一次把路易十二世撵走,只需要洛多维科[1]自己的军队就足够的确,凡是一度叛变的地方再度被征服之后就不会那样容易丧失,因为统治者会利用叛乱提供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惩办罪犯,把可疑分子搞清楚,并且在薄弱的地方加强自己的地位。因此,头一次使法国失掉所占领的米兰,只要一位洛多维科公爵在边境揭竿而起就成了,但是要使法国国王再一次失去米兰,那就必须使全世界都反对他[2],必须把他的军队打败并将其驱逐出意大利,其原因有如上述。宝马娱乐官方网站[7]焦万娜二世(GiovannaⅡ,1371—1435),那波利女王(那波利国王拉地斯拉奥的遗孀),其王国为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所兼并。

[4]在对北非的远征中,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;如前所述,他为了同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侵意大利。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(1501—1504;1511—1512)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。相反,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,因为事情通常是: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,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。但是,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,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。某些君主为着牢靠地统治国家,就解除了他们的属民的武装;另一些君主将所属的各个城市分裂;又一些君主则树敌反对他们自己;又一些君主则努力把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争取过来;又一些君主则兴建堡垒,而有些君主则破坏并摧毁堡垒。虽然,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确定性的判断,除非掌握了某些采取过某种类似决定的国家的具体情况,否则是办不到的,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地谈一谈。虽然在古代历史上,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,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,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: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,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,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,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。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,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——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。这样一来,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,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。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,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。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,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[2],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[3]为了反对他的邻国,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,战事结束的时候,他们不肯离境,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。

罗马和斯巴达许多世纪都是整军经武,从而享有自由。瑞士人则是彻底武装起来,从而享有完全的自由。关于古代使用雇佣军的事情,可以举迦太基人为例。虽然迦太基人派了自己的公民们担任雇佣军的头头,可是在他们同罗马人进行第一次战争之后就几乎被雇佣兵所压倒。在埃帕米农达[3]死后,底比斯就请马其顿的菲利普[4]当他们军队的将领;胜利后,菲利普就把底比斯人的自由剥夺了。菲利普公爵一死,米兰人便招罗弗朗切斯科·斯福尔扎[5]讨伐威尼斯人。等到在卡拉瓦焦[6]战胜敌人之后,斯福尔扎却同威尼斯人联盟,来压迫他自己的主人——米兰人。斯福尔扎的父亲,曾经应募在那波利王国的焦万娜女王[7]底下从军,后来突然间离开女王使她的军队解体;为着挽救她的王国,女王被迫投到阿拉冈国王的怀抱里。当我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,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。恰好相反,我觉得应当象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,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。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,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,舍此别无他途。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,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。所以,如果一个人认为,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,有必要争取朋友,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,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,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,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,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,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,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,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,创建新的军队,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,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,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,那么,他再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。这里,我想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,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地论述过了[1]。我打算单独地转到君主国这方面来,并且按照前述的顺序,探讨这些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。[4]梅塞尔·尼科洛·维泰利(MesserNicclòVitelli),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,雇佣军队长,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,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(CittàdiCastello),任该市的统治者。死于1486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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